洪武二十九年二月二，应天府。
春寒料峭，但秦淮河畔的街头却热得发烫。
今年的春闱定在三月初九，各地的举子早早涌入京城，将大大小小的客栈挤得水泄不通。
去年，太孙朱允熥强推新学，国子监和地方儒生怨声载道，甚至有人跪在午门外抗议“斯文扫地”。
但今年，风向变了。
太孙太硬了，杀人抄家绝不手软。最关键的是，大明皇家银行的银子发得太多了。
跟新政对着干的孔府，坟头草都两尺高了；而那些学了算学、买办债券、投身格物的寒门学子和商贾，此刻各个赚得盆满钵满。
读书人也是人，要吃饭的。谁还敢跟银子和前程过不去？
“听说了吗？大明皇家大学今年招两百名讲师。正六品待遇，束脩每月发五十两新钞！”
“不仅如此！考中进士的，不愿当官可以自请去铁道筹备局和皇家银行！那可是肥差，年底分红顶得上知县十年的俸禄！”
街角茶棚里，几名穿着青衫的年轻举子凑在一起，压低声音讨论，眼睛放光。
邻桌。
一名须发皆白、穿着洗得发白旧儒衫的老者听不下去，重重放下茶盏，冷笑出声，“满嘴银钱，斯文扫地！”
“老夫耕读传家，百亩良田足够养活一家。读书人修的是圣贤道理，岂能日日谈农桑、算铜臭？”
老者的话登时引得周围几人侧目。
其中一名年轻举子站起身，走到老者面前，拱了拱手，“敢问老先生，您家良田去年亩产几何？”
老者一愣，拂袖道：“上田亩产三百斤，年景好时还能多些。”
年轻举子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晚辈家中薄田五十亩，去年种了朝廷下发的红薯，用了司农局教的新法，亩产两千斤。”
老者瞪大眼睛，“一派胡言！”
“田亩、种薯、收粮数目我都有官府凭证。老先生若不信，可以去句容县查。这还只是其一，”举子竖起两根手指，“其二，晚辈去年买了十两银子的铁道实业股，上个月连本带利兑出十二两。晚辈拿着这二两碎银，给老母亲买了两件厚棉袄。”
年轻举子收起笑容，眼神锐利，“能让百姓吃饱，让将士穿暖，让朝廷算清每一笔钱，这样的学问为何不能登堂入室？”
“若读了一辈子书，遇到旱灾只会写祭文，看到河堤垮塌只会引经据典，那又算什么治国之才？”
老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