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确没有将陈让送回酒店，也没有带回公寓。她直接将车开到了省城第一人民医院——不是上次处理手掌伤口的那家社区医院，而是拥有更完善急诊和检查设备的大型综合医院。陈让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看着车窗外倒退的街景，没有提出异议。他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确实需要专业的医疗处理——右手掌的伤口已经出现了轻微的红肿，可能是感染的早期征兆；左肩的淤痕虽然颜色在变浅，但活动范围依然受限；更让他担心的是肺部的不适，那种灼烧感和频繁的咳嗽，可能是吸入过量烟尘引起的呼吸道炎症。
沈确将车停在急诊楼门口，没有去找停车位，直接熄火下车，绕到副驾驶一侧，拉开车门，看着他，没有说话，但目光里的意思很明确——下车。陈让解开安全带，下了车，跟在她身后走进了急诊大厅。她走到挂号窗口，报了他的姓名和基本信息，然后用她的医保卡挂了号。整个过程干脆利落，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，像是在执行一个她已经在大脑中排练过无数次的标准流程。
急诊医生是一位看起来经验丰富的中年女性，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冷静而专业的眼睛。她查看了陈让右手掌的伤口，用棉签轻轻按压了伤口周围的皮肤，观察了红肿的范围和程度，然后让他做了一系列握拳和张开的动作，评估伤口对手指活动的影响。接着她用听诊器听了他的肺部呼吸音，问了几个关于咳嗽频率和痰液颜色的问题，最后开了一组检查单——血常规、胸部X光、以及伤口的细菌培养。
陈让按照检查单的顺序，一项一项地完成了所有检查。沈确全程陪同，没有说话，但始终跟在他身边，像是一个沉默的影子。她在他在采血室抽血时站在门口等他，在他在放射科拍胸片时坐在候诊区的塑料椅上等他，在他去卫生间清洗脸上的烟尘时靠在走廊的墙壁上等他。她什么都不说，但她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无声的压力。
所有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医生给出了诊断：右手掌伤口有轻度感染迹象，需要抗生素治疗和定期换药；左肩软组织挫伤，没有结构性损伤，建议休息和物理治疗；呼吸道有轻度吸入性损伤，开了支气管扩张剂和止咳药，建议多喝水，避免刺激性气体吸入。医生一边在病历本上写着处方，一边头也不抬地说道：“伤口三天换一次药，抗生素按时吃完，不要提前停药。如果出现发烧或者呼吸困难加重的情况，随时来医院。另外，这两天最好有人陪着，防止出现迟发性呼吸道症状。”
沈确站在病床边，点了点头，说了一句“我会陪着他”，语气平淡，像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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