咔嗒。”
风机转了最后两圈，叶片慢慢停住。车间里那股持续了四个多月的轰鸣——白天晚上、三班倒、没断过的轰鸣——没了。
安静。
真的安静。
安静得能听到头顶日光灯管的电流声，能听到窗户缝里灌进来的北风呜呜的响。
一秒。两秒。
三号工位的老赵头先反应过来。他把手套摘了，高高地甩到半空中。
“完了——！”
这一嗓子跟炸药似的，整个车间全点着了。
一百多号人叫的叫，跳的跳。
有人把安全帽抛上去，有人拿扳手当鼓槌敲工具箱，乒乒乓乓震天响。两个年轻工人抱在一起使劲捶对方后背，下手一点不留情，捶完了嘴还咧着。
老赵头蹲在地上，两只手撑着膝盖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旁边的人以为他笑岔了气，凑近一看——这老头子在掉眼泪。
“赵师傅你哭啥？”
老赵头抹了把脸，站起来，声音发哑：“哭个屁。我这是烟熏的。”
他旁边连根烟都没有。
热处理炉边上，三个女工手拉着手蹦跶，脚底下的铁地板被踩得咚咚响。
其中一个辫子甩散了都不管，扯着嗓子唱起来，调子走得离谱，但没人在意。
加班加点，三班倒改过两班倒，两班倒又改回三班倒。
最紧的时候连轴转了四十八个小时，累得有人站着都能打瞌睡。
手上的茧磨破了长，长了又磨。
老赵头的腰伤犯了三回，每回贴上膏药接着干。
那个最年轻的学徒工，来的时候连千分尺都不会读，现在闭着眼睛都能把零件公差控制在标准线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