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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说淮东钱庄此时集中了林氏、宋氏、陈氏等东阳乡党及海商集团的利益，本金总数累积高达近两千万两银，约计是此时户部岁入的两倍，已然是庞然大数，但目前林缚声望一时无两，淮东钱庄也可以说是林缚一手缔造，还谈不上难以约束。
但凡事预则立、不预则废，也恰恰是林缚此时声望无人能及，故而能够力排众议再兴一家钱庄来跟淮东钱庄相互制衡——淮东钱庄背后的东阳乡党、海商集团的利益代表，甚至宋氏的代表宋浮，都不会有太大的反对声音。
而再立的钱庄背后，将站着淮东整个功勋集团，将来自然也就有能力与淮东钱庄分庭抗礼、相互制衡，不叫淮东钱庄一家独大。
高宗庭觉得此策甚好，但也说不好，总不能叫宋浮等人认为这是他出的歪点子。
高宗庭知道宋浮等人对林缚无可奈何，但要是挤兑起他来，还是会有手段的，所幸这时还有宋浮之女在场，不然还真说不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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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宗庭退出来，自然是找宋浮、曹子昂、孙敬堂三人商议此事。
到后期，南阳、襄阳的工造之事尤重，孙敬堂便从黄州赶来樊城专司工造，他还将拖在林缚他们之后再有机会回江宁去。
荆襄局面大定，淮山以北的形势也稳定下来，曹子昂也无需再在随州坐镇，便来樊城与林缚汇合再回江宁去。
此时在樊城，也唯有宋浮、高宗庭、孙敬堂、曹子昂四人最为核心；除此之外，在樊城的文吏还有唐希泰、孙文轩等人，其他像敖沧海、赵虎等将领倒不怎么热衷于政事。
孙敬堂河帮出身，早年地位低微，但毕竟与其兄掌握有两三千人规模的西河会行漕，日子倒不清寒；即使西河会分崩离析之后，孙家还是有很多产业从江宁转移出来，融入淮东之中。他此时更重视获得稳定的政治地位，能封爵最好，对行赏倒不看重。
曹子昂这些年来吃过这么多苦，心志乃坚，封功赏爵倒不急于一时，甚至认为此时大行封赏之事，对治军不利。不过，将赏功之田折入钱庄、以钱庄股数赏入将领名下，不会对军队一下子就造成很大的冲击，他也就没有特别的意见。
倘若淮东军制军级将领论功应赏千亩永业田或食邑百户，折算本金两千元入股钱庄，每年依股数领取红利数十元或百十元便是，而不用去操心田亩经营之事，也没有跟地方争利的纷争，甚至可以简单的认为是给有功之将臣增加薪俸。
宋浮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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