井水污染到无法饮用，民怨累积到几平爆发，商人们却因为市场竞争，都不愿意改善这个情况。
污染成本被转嫁给了周边百姓和公共环境，而作坊主们则在相当长时间内享受了无需为污染付费的成本优势。
与此同时，他也注意到朔州另一个现象：城内的铁器铺和车马行，都呈现出不同的行业状态。
由於利润微薄且竞争充分，这些行业反倒秩序井然，价格透明，少有纠纷。
市场在这类充分竞争、信息相对对称的领域，调节是有效的。
两相对比後，陈文杰得出清晰结论：民间经济调节在某些领域存在显着的滞後性与失灵。
尤其是当涉及水源此类涉及百姓利益的时候，单纯依靠商人自发调整，往往要等到问题恶化，矛盾尖锐後才被动反应，社会成本巨大。
朔州皮坊便是一例，若非官府及时介入划定工坊区，强制搬迁并建立排污规范，矛盾只会愈演愈烈，最终可能酿成民变或产业整体受损。
然而，陈文杰从执行过程中也体会到，官府的介入必须有清晰边界。
陈文杰总结宋代的教训，宋代官营几乎垄断了各方各面，最终导致了官府对於各经济领域的绝对控制，百姓被各种盘剥。
陈文杰最终反覆思考，认为官府不应该介入到具体的商业活动中去。
但是需要制定商业规范，协调商业和民间利益，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。
他将这些思考整理成一份条陈，呈递给沈一贯。
条陈中，他结合朔州实例，阐述了观点：
这份条陈，被送到了太原。
沈一贯收到条陈後，仔细阅看。
他对陈文杰的务实归纳颇为欣赏，尤其是「产业政策调节」与「不介入具体事务」的划分，契合了他「先立规矩」的思路。
他提笔在条陈末尾批示：「所见切中时弊。朔州之法，可归纳为预立规、强执行、明界限」九字。着该员将此条陈扩充为《工坊管理则例建议》，详列规则条目、执行程序、监督之法，以备咨议推广。」
陈文杰接到批示，立即着手起草《则例建议》。
他不再局限於皮坊，而是扩展到所有可能产生污染或需集中管理的行业，如冶铁、印染、烧窑等。草案的核心框架包括：
各州县预先划定工坊区，明确环保与安全门槛。新设工坊必须入区，现有工坊限期搬迁。
排污标准、防火要求、最低工钱等以明文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