乏垄断地位而无从施展。
张居正同样知道，私营也有其优势，但弊端也同样大。
私营工坊往往目光短浅，只追逐眼前利润，容易陷入盲目投资和同质内卷。
为了在竞争中生存，一些坊主不惜压低工钱、延长工时，甚至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。
朔州皮坊最初聚集在城西时，各家只顾扩大生产，无人主动处理废水，最终导致井水污染民怨滋生，便是私营逃避社会责任的典型。
另一方面，私营的活力亦不容忽视。
江南的丝织、陶瓷等行业，商贾们对市场风向极其敏锐，能迅速调整产品样式与产量。
竞争迫使各家钻研技艺、改善管理，虽不免有恶性争斗，却也催生了不少精巧工艺与高效作坊。
这些工坊船小好调头，不需要层层上报，坊主一声令下就能转产，这种灵活是官营体制难以比拟的。
此外，私营还能吸纳大量闲散劳力。
山西许多小煤窑、铁铺，虽安全堪忧，却给了农户一条农闲时的活路。
商贾为利奔走，也自然打通了一些官家未曾顾及的物流渠道，如朔州皮货能销往草原，起初便是私商逐利探出的路子。
然而问题在於，这种活力时与混乱相伴。
私营壮大後常与地方势力勾连，形成利益壁垒，反过来阻碍新政推行。
张居正清楚，沈一贯提出的「煤业总局」只抓优质大矿，并配套延伸产业链，实则是试图在官营与商营之间找到一条新路。
以官营示范技术与管理，提升行业标准，同时留下空间让合规的商营者生存竞争。
这既非全盘官营，也非放任自流。
关键是要划清界限，哪些事必须由官府管死，如安全、环保、最低工钱；哪些事应放手交给市场，如生产节奏、产品创新、内部管理。
这其中的分寸，需在实践中反覆调校。
京畿模式的成功有其特定条件，山西的问题，需要的是一套符合其产业特性和市场环境的新办法。
这样一来，沈一贯的改革，就不仅仅是山西的事情，更是户部在经济改革上的一次尝试。
张居正说道：「沈沈巡抚奏疏中言，欲聘京师工部工程师南下，并雇江南帐房、管事。此人选，须由户部与工部共荐，吏部作保，保证人员恰当。」
苏泽知他已松动，立刻即道：「张阁老放心。所有技改专款、债券募集之银，收支皆须另立帐册，按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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